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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2019-11-08 20:11:55  

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在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专机从延安抵达重庆。重庆会谈开始。那么,谁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长期以来,学者们众说纷纭,尚未得出最终结论,这已成为历史之谜。

毛泽东和其他人在去重庆参加会谈并起飞前在机场拍了照片。左起:张治中、毛泽东、赫尔利、周恩来、王若飞

1945年8月14日,在日本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出人意料地发电报给延安,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会谈,讨论国内外的各种重要问题。后来,在8月20日和23日,他发出了一系列发电邀请。当时,他显得“急切而急切”。

在这个关键时刻,谁在给蒋介石出主意?

张治中的回忆

一种观点认为,张治中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顾庆仪在他的文章《张治中与国共谈判》中指出,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日益增加,和谈已经陷于停顿。国内危机迫在眉睫。张治中在平衡大局,重提旧事。一方面,他活跃在领导人和人民中间,另一方面,他建议蒋介石恢复双方的和谈,并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讨论一切。在国内外“反内战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摆出和平姿态,三次邀请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讨论“国家计划”。

顾庆仪在文章中没有指出观点的来源。查阅相关资料后,她发现这是张治中自己间接引用的一段记忆。是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胜利,但是国内问题仍然处于危险之中。当时,双方的谈判已经停止。为了防止该国再次陷入内战漩涡,我积极努力恢复和谈。经过各方努力,江甸终于邀请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讨论国家大事。

然而,仔细研究这段记忆并不能得出结论,张治中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被称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当时确实试图敦促国共双方恢复和谈,但张治中并不一定是通过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的电报恢复和谈的,否则他不会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这一点。此外,国民党的档案文件和有关各方的记忆中也没有提到该提案来自张治中。由此可见,这一观点是顾庆仪片面理解张治中上述记忆的结论,与事实不符。

赫尔利的提议

另一个观点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建议。作为这一观点的早期支持者,牛军在他的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赫尔利制定的中美对华政策》中提到,“8月14日,中苏条约在莫斯科签署。由于中苏条约的签署,苏联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保证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公之于众。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利立即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一观点已被许多学者接受,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明确的来源,那就是赫尔利在1945年8月16日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这一提议是他自己的。然而,蒋介石的发电和赫尔利的提议之间的时间差对于澄清历史真相至关重要。现在已经证实,当蒋介石于8月15日晚向赫尔利通报中苏条约谈判和协议签署的情况时,赫尔利建议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蒋介石早在前一天,即8月14日,就已经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一次邀请。显然,这一时间差表明赫尔利的提议只是“事后诸葛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赫尔利的提议”站不住脚。

吴定昌所说的话尚未得到证实。

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之一是重庆会谈是由国民党政治部成员吴定昌提出的。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编辑王伦·拉斯特在重庆谈判期间引用陶希圣在《中央日报》的文章中的话说:“谈判的方法是由政治部设计的。”但是王伦最后没有说明是谁。然而,负责重庆版《大公报》的王芸生指出:“1945年8月13日,日本决定投降。吴定昌当时是蒋介石政府的“公务员领袖”。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并邀请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讨论“国家计划”。蒋介石采纳了吴定昌的建议,吴定昌起草了一份冷(第14)电报并发送给延安。"

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一封电报。电云:

日本的投降将会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所有重要的国际和国内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我想邀请你参观我们的首都,一起讨论一下。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幸运的是,你应该毫不犹豫地开车。不缺临时用电。

这一观点被许多学者引用,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王朝光认为,“没有确切的记录表明是谁提出了这一举措。”日本决定投降后,国民党高级官员举行了几天会议讨论重要问题,但没有提到邀请毛泽东到重庆。

熊式辉与吴定昌同属一个政治部门,同时也是蒋介石的自旋医生,他的日记中没有关于此事的记录(熊的日记是在那一年写的,而不是后来回忆的,所以可信度应该更高,在他的日记中也没有关于国民党最高机密的禁忌)。如果这件事真的属于吴定昌,吴定昌应该按照常理告诉熊式辉。

根据王芸生的记忆,吴定昌在给江贤做了一次演讲后,为了给他一条来自前总统《大公报》的大新闻,以便在15日将江主席的电子手稿交给《大公报》,他准备在当天的晚报上发表。然而,他在检查期间被拘留。陈布雷向侍从室请示后表示,“绝对没有这回事,这是《大公报》散布的谣言”。因此,这份报告只能在16日由中央通讯社发布。

对此,王朝光表示,“吴把草稿交给《大公报》只是表明他提前收到了草稿,并不一定证明草稿和他之间的关系。”总之,“关于吴定昌和蒋介石电报关系的现有材料都是别人回忆起来的,然后口头流传下来的。吴本人没有作出这样的声明,而蒋介石发表的谈话和日记也没有给出任何暗示,因此这一点尚未得到更可靠材料的证实”。

很可能是蒋介石本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使蒋介石有可能重新提出邀请毛泽东会谈的主张。这就像张柏嘉的分析:“首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国民党不具备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立即发动内战的条件和能力。”第二,在蒋介石看来,随着8月14日中苏条约的签署,按照他的条件达成政治解决的机会已经到来这样,“在不久的将来,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共矛盾的条件还不具备,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增加了。这就是蒋介石改变对共产党战略的主要原因,从首先使用军事手段转向首先使用政治手段。这一战略转变是蒋介石邀请毛泽东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考虑过的直接会见毛泽东的想法再次萌发,自然成为一种自然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

原来早在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就从重庆给延安发了一封电报:蒋介石很快就会到达Xi与毛泽东会谈。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可以提前三年会面。然而,由于种种考虑,中共最终派林彪和江泽民举行了两次会议。事实上,蒋介石没有诚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1943年6月23日,周恩来、林彪等人从重庆出发,乘公共汽车返回延安。国共双方的试探性谈判也告结束。

至于吴定昌等人提出的上述建议,即使是真实可靠的,其作用也只能是进一步提醒或加强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决心。此外,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等重大问题。最终,蒋介石自己只能做出决定。充其量,其他人的建议只是一个参考。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蒋介石都是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核心决策者,甚至连他自己也是重庆谈判的发起人,这是极有可能的。(来源|《读者》作者|秦力海黄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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